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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弼时与妻子指腹为婚 包办婚姻产生至爱真情

http://www.sina.com.cn  2009年12月20日09:11 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  解放之初任弼时就不幸因病英年早逝。他一生的光辉经历和杰出贡献,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,将为后世人牢牢铭记。作为满身硝烟、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人物,他的家庭生活却少为人知。任弼时与他的战友夫人陈琮英有近四十年的婚姻经历,其间不乏催人泪下的一个个故事——

  从青梅竹马到心心相印

 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,原名培国。父亲任振声(又名任裕道),为人厚道恭敬,声誉良好。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,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时间,妻子就不幸病逝了。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,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,两家经商量作出一个特殊的决定: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,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,就与陈家的女孩结“娃娃亲”。

  后来,任振声娶了一名叫朱宜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,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,就是任培国。于是按照任陈两家的约定,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就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“娃娃亲”,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“童养媳”。

 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,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,与10岁的任培国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。

  两个孩子因公婆为人厚道善良,受到良好家风影响,都特别懂事。他们天真无邪,到一起后童稚可爱的天性,让他们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,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小任培国一从学校回来,两个人就粘在一起玩儿,或者小陈仪芳看着小任培国做作业,或者跟小任培国一起帮家里做些家务事,十分亲密要好。

 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活泼聪明,他从5岁起,就跟随父亲到家族学堂学识字,7岁时正式上了小学,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。12岁时,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,离开了家乡,也离开了陈仪芳小伙伴。背着行李离家的那天,小陈仪芳望着已经在一起玩了两年的小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:“……你出去读书,再不会回来了吧?”“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,我们还在一起……”小任培国拉着小陈仪芳的手安慰她,眼圈儿也开始变湿了。

 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,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,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。懂事的小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:“我也到长沙去,在那里做工,供弟弟上学。”公婆一想,也对,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,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,好培养感情。于是,他们托长沙的亲戚,为小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,小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,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。

  小陈仪芳在厂里拚命干活挣钱,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,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。而且她自己吃穿特别俭省,几乎是把每月所挣的工钱攒起来全交给了任培国。每逢节假日,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看望小陈仪芳,看着她累成那个样子,脸盘儿也日渐消瘦,非常心疼,就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。

  就这样,在父母和小陈仪芳的帮助下,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了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三年级。两人在这样的5年中,渐渐长大,感情也更加深厚,产生了真正的爱恋,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,都感到很幸福。

  出生入死一路患难与共

  1919年春天,任培国转入长郡联立中学学习。但这时,高中昂贵的学费任家已无法承担。

  这年5月,北京“五四”学生运动爆发。一向受爱国历史人物屈原、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,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,遂积极投身于长沙的爱国运动,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。不久他加入了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,准备到那里去勤工俭学,并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。1920年,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,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,正式走上革命道路。

  1921年春天,任培国同刘少奇、萧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,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,任培国取了一个“布林斯基”的名字,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。1922年初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 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,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,互相非常牵挂。尤其是任弼时,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。学习之余,他常给陈仪芳写信。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,得知“东大”生活很差,每天只吃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,房间里没有火,老是担心他会生病。但她却不会给他写信,请别人代写,总是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。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想法,就参加了一所职业学校的夜校学习。很快,她会写信了,虽然磕磕巴巴的,满纸错别字,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,心里十分高兴。从此,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,热恋般的鸿雁传书,成了任弼时同学和陈仪芳工友的殷切期待和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  1924年秋,任弼时学成回国,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,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、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。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任弼时,工作出色,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,他正直果敢,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,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。

  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,为了掩护的需要,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“家属”陈仪芳接到了上海。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,改名为陈琮英。此时,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,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、楚楚动人的大姑娘,令任弼时激动不已。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。不久,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,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,也嫁给了革命运动,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。任弼时按党的指示,负责秘密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罢工罢课的斗争,处境非常危险,但他们时刻相依伴,风雨共担。

  1928年秋天,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被捕。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一辆货车,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,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,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,打消了敌人的怀疑,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。当她重又赶回上海去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,见任弼时遍体伤痕,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。这时,任弼时也得知,女儿在此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。

  之后,他们在武汉、上海两地来回转移,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。1931年,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,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,两人互相牵挂,难分难舍。女儿刚生下,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,在狱中半年,她抱着孩子,向任弼时学习,坚强不屈,与敌人斗争,受到很多折磨。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,去了苏区,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。

  长征开始了,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。一路上,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,使他几次死里逃生,长征途中,他们又生了个女儿,取名远征。任弼时怜惜妻子,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妻子吃,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。部队一上路,孩子总是由他背着,一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。

 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不分离

 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,国共合作,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,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,要与总指挥朱德、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,陈琮英留在延安,远征只好也送回老家湘阴去。一家3口,生离死别,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1938年3月,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,他们才再一次重逢,并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。

  1940年3月,从苏联回来后,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,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,被视为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。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,也是生活秘书。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宵工作,忙到天亮后才睡觉。陈琮英也是这样围着他忙,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,就是忙着发电报,打印和装订文件……由于任弼时在被捕和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,加上工作特别忙,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,没有肉和蔬菜吃,身体每况愈下。陈琮英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样子,十分心疼和着急,所以她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。延安时,所有的人都吃食堂,顿顿是小米饭,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,中央首长也一样。有时食堂改善生活,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,拨给陈琮英一些,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。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,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。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,特别珍贵,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,都分给了勤务员、卫兵和孩子的保姆。

  后来,为了自力更生,解决物质生活问题,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。当时纺线线,人人有任务,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,陈琮英手把手地教给他,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,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。周恩来很惊讶:“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?”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:“我有家庭老师嘛!”获得纺线第一名,还有奖金,这时,陈琮英就高兴地喊:“请客!请客!”拿奖金买菜买肉来,大家动手在家做饭,卫兵、勤务员、保姆和他们全家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。

  抗战胜利后,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,转战陕北各地。当时中央机关分两部工作,朱德、刘少奇带一部去华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,毛、周、任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,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,任弼时任“直属司令部”司令员。这一时期,他更忙了,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,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,甚至连夜长途奔波。粮食也不能保证,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,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,得了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肾病和轻度糖尿病。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,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,服侍在任弼时身旁,使他能够坚持工作,和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。

  到全国解放时,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,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。在苏治疗半年期间,任弼时与10年前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。在一起住了8天,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到了父亲,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。为了给国家节约钱,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,但陈琮英在这半年里,一天也没有放下心,她写了很多信,叮嘱这叮嘱那,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,让任弼时非常感动。

  1950年5月28日,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,陈琮英率众子女去迎接,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,他提出拍一张“全家福”。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。当年10月27日,作为七大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,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。

  患难一生、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,让陈琮英悲痛欲绝!之后几十年中,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,总是充满着缱绻之情和深深的敬意,她说:“与弼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,他是我亲爱的丈夫,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!”

 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,如诗一样地甘醇温馨,如高山大河一样地壮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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